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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频率有所放缓，关注景气近端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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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徐达故意放走元顺帝，常遇春非常生气说：“你放弃立功放走元帝，难道不怕我告诉陛下而治罪你吗？”徐达听后，泰然自若地说：“元帝不是普通人，抓到了分封为王或杀都不是解决办法，放走最合适。”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南京作为明朝首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位于长江下游，水陆交通便利，军事防御能力强，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重要基地。
从地方农民起义领袖到皇帝，朱元璋的崛起之路伴随着大量人才的聚集。在这些人才中，徐达和常遇春是最为耀眼的两颗将星。
徐达是明朝开国元勋之首，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指挥过数十次大规模战役。他带兵稳健，善于运筹帷幄，是朱元璋最为信任的大将。
常遇春则以勇猛著称，善于临阵决战，是明军中一员悍将。他与徐达搭配作战，往往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建立政权后，朱元璋着手建立完整的政治体系。他设立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建立起严密的行政体系。
为了巩固统治，朱元璋还创立了严格的军事制度。他设立五军都督府统领军队，建立卫所制度管理军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体系。
在内政稳定后，北伐成为朱元璋的首要任务。元朝的统治虽然日渐衰落，但在北方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实力。
朱元璋制定了周密的北伐计划，决定由徐达、常遇春等名将分别率军，从不同方向展开进攻。这个计划既可以分散元军的防御力量，又能保证军队的机动性。
北伐之前，明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粮草、器械、兵员都得到妥善安排，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1368年春，北伐大军开始向北方进发。徐达率领主力军队，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直指元朝都城大都。
这支军队的行军速度很快，一路上攻克了多个重要城池。元军的抵抗力量明显不如从前，许多地方在明军到达前就主动投降。
这样的战况超出了朱元璋的预期，也让他对北伐的胜利更加有信心。不过，朱元璋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多次提醒将领们不可轻敌。
在军事行动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安抚民心的政策。他下令军队严守纪律，不得扰民，并对投降的元朝官员采取宽容政策。
在北伐进程中，徐达率军抵达河北通州时，距离元朝首都大都仅有两天路程。按照常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一举拿下元朝政权的中心。
然而，徐达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命令大军在通州驻扎，整整停留了七天。这段时间里，明军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仿佛在等待什么。
元顺帝在这七天里，从惊慌失措逐渐冷静下来，开始着手准备撤离事宜。大都城内的重要物资和人员陆续转移，为后续的全面撤退做好了充分准备。
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心腹从建德门撤出大都，向北方的上都方向逃去。这次撤退显得从容不迫，没有遭到任何阻拦。
徐达的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特别是他的老搭档常遇春对此极为不满。在军事将领看来，放走敌方最高统帅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然而，这并不是徐达唯一一次放走元顺帝。不久之后，在进攻上都的战役中，相似的一幕再次上演。
当明军将上都团团围住时，徐达再次采取了相同的战术：在包围圈上故意留下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成为了元顺帝第二次逃生的通道。
这次行动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其战略意图。围困一座城池，按照常规战术应该是要断绝敌人所有退路，但徐达偏偏违背了这个基本原则。
常遇春这次再也按捺不住，直接找到徐达当面质问。作为一个以勇猛著称的将领，常遇春认为这是在白白放弃立功的机会。
面对质问，徐达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他说元朝皇帝的身份特殊，如果将其捉拿，无论是处死还是封王都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这个解释表面看来似乎有些牵强，但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徐达的做法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
回师途中，常遇春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甚至向朱元璋进行了弹劾。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朱元璋对徐达的做法并未表示任何不满。这个细节表明，徐达的决策很可能是得到了最高统帅的默许。
徐达的做法打破了传统军事行动中必须全力追击敌方首脑的常规思维。这种非常规的战术选择，背后体现出的是对战争全局的深刻把握。
朱元璋对徐达的军事决策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他在后来的评价中称元顺帝是＂知顺天命，退避而去＂，这句话既是对元顺帝的评价，也是对徐达决策的认可。
如果处死元顺帝，很可能会激起蒙古各部落的强烈反应。这种情况下，原本分散的蒙古势力可能会重新凝聚，对新生的明朝构成更大威胁。
而给予元顺帝封地，让其成为名义上的藩王，也存在很大的隐患。这种做法可能会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成为日后的潜在威胁。
相比之下杠杆炒股公司，放走性格相对软弱的元顺帝，让他继续统领蒙古各部，反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样可以避免蒙古出现新的强势领袖。
